苏东坡的一生经历(苏东坡的第二身份)

【美食】夏尔发布于2023-04-13 09:23:09 阅0

民以食为天,这话是不假的。

但吃也是有讲究的,普通百姓的“吃”是为了填饱肚子,而那些有身份的人却能从“吃”中找到一条造福百姓的路,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
比如,宋词高手,一代文坛巨匠苏轼,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。

苏轼,苏文忠公像

宋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十二月二十九日,“乌台诗案”终于销结,已经被囚禁在御史台长达四个月的苏轼被贬黄州,担任没有实权的团练副使,还要时刻受到地方上的监视,自此他远离了京师,远离了中枢,但这对于苏轼来说,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,命保住了。

只是黄州(今湖北黄冈)地处淮南西路最西端,长江之畔,虽不算太过偏僻,但终究比不上开封的天下之中,比不上杭州、湖州的市井繁华,比不上密州的文风之盛,比不上徐州的军事重镇。

而更重要的是,“诗案”前的苏轼虽履任各地,但都具有实权,能够造福一方;“诗案”后,他只能以团练副使的官职虚以度日,而且还要时刻置于地方官长的监控之下,这对有志于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的苏轼来说是十分痛苦的。

故而,他不得不对自己日后的人生进行思考,既然在政坛上为民造福是没有希望了,那么在黄州此地另辟蹊径,寻求一项新的爱民之法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。

黄州在淮南西路的位置

举目望去,除了美食之外,恐怕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

这也是他于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二月初一,作了《初到黄州》来表达自己的心思。

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

逐客不妨员外置,诗人例作水曹郎。只惭无补丝毫事,尚费官家压酒囊。

未来还是要憧憬的。

虽然是自嘲,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建树有遗憾,但面对被长江三面环绕的黄州城,鱼鲜笋香,物华天宝,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,该豁达的还是要豁达,唯有如此,才能用“吃”来弥补自己在官场上的遗憾。

那么,在黄州的这段时间里,没有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,没有了政务缠身的烦心事,爱吃的苏轼发现了哪些美食来造福一方呢?

黄州,苏轼的第一个被贬之地

汪郎以为,首推的第一道美食,当属红烧猪肉。

很多人觉得奇怪,猪肉算什么美食,其实对于宋朝人来说,红烧猪肉真的可以算是一道美食。

事实上,在宋代,上流社会以吃羊肉为主,民间以吃狗肉为主,猪肉并没有成为餐桌上的肉食主流,关键在于猪肉太臊(宋代的割骟之法还是一种秘密手段,所以当时的猪肉很多口感并不好,故而宋代文中的猪多称为“豕”,就是没有割骟的意思)。

然而,黄州此地的猪肉却没有这样的味道,自然成为当地百姓肉质蛋白的补充来源。

只是百姓吃肉,为的是填饱肚子,补充营养,没有其他的讲究。

然而,苏轼却不同,他吃出了另外一种境界,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,更是为了解决当地百姓的生计。

为此,挥毫一首《猪肉颂》为黄州的养猪农户们打了广告。

净洗铛,少著水,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,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

看,我把猪肉的烹饪方法都教给大家了,黄州这么好吃的猪肉,值得你们拥有。

黄州猪,有了名冠天下的苏轼背书,还有不闻名于世的道理?

宋朝农户养殖的猪是中国土猪,以黑为主,白猪很少


以中国土猪肉为主料的东坡肉

有了猪肉,自然少不了鱼,但苏轼吃鱼,吃的是鱼羹。

黄州地处长江,背靠大别山,渔业虽然发达,但商业氛围不如开封、江浙浓厚,渔民日益辛劳也换不了几个钱钱,问题还是出在宋人的观念上,鱼比猪肉还要贱,吃鱼还不如吃猪肉。

百姓是要生存的。

虽然变法进行的如火如荼,但身处地方的苏轼非常清楚,基层的地方官却把变法唱歪了,故此,变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质上的改变。

自己无法扭转大宋官家对变法的执着,何况自己现在也只是一名没有任何实权的团练副使,能够做的,就只有一张嘴,一支笔。

在京师上流社会沉浮过的苏轼,对上流社会的权贵们的吃和养生,还是有一定了解的,所以,他需要通过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力,为那些日益在江河湖海之上漂泊的渔民创收。

古人捕鱼

既然要推广鱼,势必要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美食,鱼羹就成了首选,这也成了苏轼最为得意的一道美食,不仅写进了自己的文集《东坡志林》中,还公诸于世。

予在东坡,尝亲执枪匕煮鱼羹以设客,客未尝不称善。

看看,我煮的鱼羹大家都说好吃,但我不藏私,愿意把鱼羹的烹饪之法贡献出来,大家都去找渔民买鱼啊,一定要去,然后按我的方法来做,即使低贱的鱼也能成为一道养生的上等美味。

子瞻在黄州,好自煮鱼。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,冷水下,入盐如常法,以菘菜心芼之,仍入浑葱白数茎,不得搅。半熟,入生姜、萝卜汁及酒各少许,三物相等,调匀乃下。临熟,入橘皮线,乃食之。其珍食者自知,不尽谈也。

有了一代文豪的大力推广,淡水鱼的价格如果还不涨,那就没有天理了。

苏轼垂钓

有肉,有鱼,岂能少得了美酒,蜜酒是苏轼送给黄州百姓的另一道谋生之道。

酒在宋代是管制商品,私自酿酒是要被判处死刑的,最大的宽限也是要绑在木桩上游街示众,以示惩罚。

但酒的利润极高,这也注定了在商业发达的宋代,有很多商人敢铤而走险,不顾律法私自酿酒。

这一点,苏轼是深有体会的。


近日黄州捕私酒甚急,犯者门户,立木以表之。---《与吴君采》

怎么办?

利润如此之高的商品怎么能错过呢?但又不能触犯律法,自己已经被贬了,如果再触国法,恐怕不好善后。

但念及黄州百姓之苦,苏轼终究还是迈出了这一步。

酒,是宋朝严控的商品物资

胆大心细的他,在多次试验后酿出了蜜酒,并以“白马非马”的诡辩以及和黄州太守的私交,躲过了官府的追查,为黄州百姓又新创了一条收入。

予作蜜酒格与真一水乱,每米一斗,用蒸面二两半,如常法,取醅液,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,三日尝,看味当极辣且硬,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,若甜软,则每饭一次,更人面与饼各半两,又三日,再投而熟,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,入水少为佳。

方法已经教了,并挥毫一首《蜜酒歌》作为宣传。

真珠为浆玉为醴,六月田夫汗流泚。不如春瓮自生香,蜂为耕耘花作米。

一日小沸鱼吐沫,二日眩转清光活。三日开瓮香满城,快泻银瓶不须拨。

百钱一斗浓无声,甘露微浊醍醐清。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,天教酿酒醉先生。

先生年来穷到骨,问人乞米何曾得。世间万事真悠悠,蜜蜂大胜监河侯。

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,一个没有实权的团练副使,能做到这一步,苏轼确实已经尽力了。

蜜酒,苏轼的独家绝技

有肉,有鱼,又有酒,那怎么能少得了主食呢,独创的二红饭,为农户增收另辟蹊径。

大宋商业虽然发达,但毕竟还是以农为本的国家,士农工商的四民思想还是占据主流的,耕种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

只是农作物的价值是不一样的,粳米精细,大麦粗粮,养尊处优的权贵们自然青睐粳米,不喜大麦,但对于黄州百姓而言,一旦种植了大麦,岂不是断了生路?

如何为百姓求活?苏轼用自己作试验,为大麦打出了一片食用的新天地,就是用红豆和大麦同煮后的饭,既有红豆味香,又有大麦甘滑,色泽微红,爽口喷香。

心系苍生的苏轼,一首《二红饭》酝酿而生,激励了在田间耕作的农夫们种植大麦和红豆的热情,也为他们打开了大麦和红豆的市场销路。

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,卖之价甚贱,而粳米适尽,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。嚼之啧啧有声,小儿女相调,云是嚼虱子。然日中腹饥,用浆水淘食之,自然甘酸浮滑,有西北村落气味。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,尤有味,老妻大笑曰:“此新样二红饭也。”

任何商品都是需要广告效应的,苏轼以其自身的影响力,作对黄州父老作出了最好的报答。

虽然文字苦涩,但他却活出了新生。

苏轼拥有绝对版权的二红饭


东坡雪堂,二红饭的发明之地

汪郎说:

当然,苏轼在黄州四年零二个月的日子里,他所创的美食远不止这些,虽说是美食,但也透露着苏轼在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后,心胸的豁达,现实的无奈,以及对清贫生活的坦然。

即使如此,苏轼从没有忘记做官一任,当造福一方的淳朴理念。

黄州之时,他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团练副使,但依旧心系苍生,体恤民间疾苦,所以他能够不以官身为持,俯身和渔樵交谈,倾听天下最真实的声音;他才会不顾自己官职卑微,挺身而出拯救黄州溺婴,极力撮成黄州育儿会的成立,并促使富户捐款作为育儿会的专项资金,为救济贫苦人家养婴成为官府定例。

而苏轼在自身经济拮据的情况下,还慷慨解囊,捐助十千,并以“若岁活得百个小儿,亦闲居一乐事也”作为对自己的勉励。

爱民者,人恒爱之!

苏东坡,仁者的典范

故此,元丰七年(公元1084年)四月初一,在苏轼即将离开黄州时,他得到了万民相送,并恳请他能够终老黄州。

这在古代,可是天大的声望。

一位贬谪黄州的团练副使,微末小官,居然能够得到百姓如此敬仰,年近半百的苏轼以一首《满庭芳.归去来兮》,表达了对黄州父老的感激,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忐忑。

归去来兮,吾归何处?万里家在岷峨。百年强半,来日苦无多。坐见黄州再闰,儿童尽楚语吴歌。山中友,鸡豚社酒,相劝老东坡。

云何,当此去,人生底事,来往如梭。待闲看秋风,洛水清波。好在堂前细柳,应念我,莫剪柔柯。仍传语,江南父老,时与晒渔蓑。

他很清楚,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更多的还是在清贫之间寻找口舌之欲,然而,质朴的百姓却念着他的好,这份真情恐怕早已化为不舍,铭刻心间,只是皇命难违,不得不走。

苏轼乘船离开黄州

元丰七年四月七日,夜幕下的苏轼,乘船过武昌吴王岘时,听到黄州鼓角之声,悲怆间,留下了《过江夜行武昌山上,闻黄州鼓角》一首,向黄州父老许下了承诺。

清风弄水月衔山,幽人夜度吴王岘。黄州鼓角亦多情,送我南来不辞远。

江南又闻出塞曲,半杂江声作悲健。谁言万方声一概,鼍愤龙愁为余变。

我记江边枯柳树,未死相逢真识面。他年一叶溯江来,还吹此曲相迎饯。

遗憾的是,苏轼这一走,直到去世,此生再也没有去过黄州。

然而,他却没有忘记自己对黄州父老的另一项承诺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执政理念,即使后来的从政之路颠簸不平,他始终没有动摇过。

苏轼,大宋文坛的一代楷模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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