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甚至可以说，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，想看到的执法过程，应该是有温度的，人性化的执法。
就好比网络上爆火的一些有温度的执法过程，评论区往往都是满满的暖意。
但是在出现一些硬性执法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有点分不清了，搞不清楚执法机构，到底保护的是谁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进而开始错误的抵触，甚至是抵制，错误的站在了法治的对立面。
那么问题来了。
公众的质疑，就一定是正确的吗？如果公众不对，又该不该接受质疑？
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该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机构报以怀疑的态度。
这就是这期内容的主观点，当然，就事论事，这里不包括那些蛀虫。
就好比笼中的金丝雀，平日里只需要卖萌耍宝，就可以获得无忧无虑的生存条件，可当把金丝雀放归大自然的时候，往往却适应不了大自然的残酷。
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执法机构的前提，是法治，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底线，不容侵犯。
或者直接就混淆了法治和人治的概念，错误的把有温度的执法，也看成了法治，但执法的温度，其实是人治的体现。
因为法治的前提，是公平公正，是一种严谨的纯理性的逻辑，不具备感性前提。不过过往的封建历史，告诉我们纯粹的法治，无法调和社会矛盾，哪怕法由民而立，并保护人民利益，但是却高于人民，体现的是对人民行为准则的约束。
所以就有了跟法治对称互补的人治，通俗来讲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行为规范，尺度会相对更为宽松，具备一定的感性前提。
之所以我们能看到一系列有温度的执法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人治与法治的判断条件差异。
比如交通违章，如果以法治判断，那就是违章，再有特殊原因，那也是违章，这是客观事实。
但是有人治条件参与后，比如车上有病人或者孕妇之类的，属于情势所迫的不得已而为之，且没有造成社会危害，或者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。
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一幕有温度的执法，人治优先，法治其次。
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一个重点。
人治条件介入的前提，是不得突破法治的底线。还拿交通违章来举例，比如阿大因为车上有病人而超速，可是因为着急，没有及时通知相关部门报备协调，结果在去往医院的途中，一不小心造成追尾，且造成人员受伤。
虽然影响到了交通，也造成了伤害，突破了法治底线对吧，但阿大属于无意行为，且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这时候如果是有温度的执法，那么大概率就是及时通知相关部门，由相关机构进行协调，一切以病人以及伤员生命安全为前提，完事再说追尾的事。
人治与法治并存。
那我们再换一个条件。
如果阿大蓄意违章，在大街上横冲直撞，但是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也没有造成大面积公共财产破坏，这时候该怎么判定？
想都不用想，就是法治优先，单纯一个主观上蓄意这一点，就意味着阿大已经自我放弃了基本的法治与人治规范。
那么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后续如果想要人治介入，也就是想要看到有温度的执法，详细的替阿大解决自身问题，那么首先，阿大就必须遵守法治的基本行为规范，这是底线，不容侵犯的。
可如果阿大不遵守，也就相当于自我放弃了人治的宽松尺度，就算人治条件想介入，也没机会介入，而且阿大如果表现抗拒，只会导致法治责任进一步升级，直到突破最终底线，强制执行相应的法治责任。
哪怕他还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，那也只是目前还没有，因为阿大实打实破坏了社会秩序，这是客观事实，也就有了未来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能。
说的直白一点，大家想看到的有温度的执法，他不是单方的由执法者根据人治或者法治相应准则规范来判定的，同时还需要阿大的反馈，而且这一点很重要。
阿大知法犯法，谈什么温度执法呀。
可能会有人说了，那还有很多明明看起来不是特别严重的案例，甚至都符合我前面说的人治优先、法治其次的条件，可为什么结果还是法治优先，执法过程看起来不近人情。
说实话，没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太低了。
比如阿大家人生病，急需抢救，通知了医院，但医院救护车来不及，需要阿大自己开车前往。
然后阿大事先通知了相关机构，但相关机构就是要按照法治条例来约束，造成阿大家人错失抢救时机。
或者说阿大事先通知了，亦或者准备先斩后奏，就是要争取抢救时间。
结果途中被执法者给扣下了，强制阿大先执行违章责任登记，虽然执法者同时通知了医院，且登记完后就迅速放行，但结果就差那么一分钟，仍然造成阿大家人错失抢救时机。
以这个案例来看，从法治概念上，执法者有错吗？
并没有，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法治条例来进行，扣下阿大的同时，也通知了医院，医院来不了，亦或者来了，却错失了时机，那是医院的问题。
而且执法登记完以后，就予以放行，依然差那么一分钟，那是阿大的问题，谁让阿大的家，距离医院太远。
是不是很离谱，可这就是客观事实。
但是站在人治的角度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，执法者虽然遵守了法治，却违反了人治，客观上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，所以如果以人治角度，相关执法者事后必然会被追责。
当然，我既然说出了这个问题，那就说明还是有概率会出现的，哪怕他概率再低，但只要发生，那就是百分之百。
还有一些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案例，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，也没有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，结果却被重判了，而且司法重审后维持原判。
通俗来讲，就是公众眼中的量刑过重。
这个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，但也有简单的说法。
虽然确实可能存在误判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司法的公正还是有保障的，因为司法他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，有太多的眼睛在盯着，如果不能保证公平公正，那还叫司法吗？
所以一般出现这种公众眼中所谓的量刑过重的案例的时候，其背后，往往都还隐藏着极为复杂的影响因素。
比如舆论、政治、民心、经济、时代背景、人文背景等等，太多了。
简单举个例子吧。
明太祖朱元璋。
大家都知道，洪武年间有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色，“重典治吏”。
比如名声在外的洪武四大案，胡惟庸案，空印案、郭桓案、还有蓝玉案。
这四大案，哪一个不是动辄牵连几千甚至数万人。
俗话说得好，法不责众，那么明太祖这种做法，是不是就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？
可事实是什么，明太祖他自己就真的愿意给自己留下一个苛政、暴政的骂名吗？
如果他愿意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还会告诉朱允炆，吾治乱世，刑不得不重，汝治平世，刑自当轻。
朱允炆登基称帝的时候，又为什么会在即位诏书里，强调永维宽猛之宜，诞布维之政。
就是因为元末明初之际，朝堂官员俨然都是一种安于苟且不修职事的状态。
而明初百废待兴，老百姓急需休养生息，明太祖又是贫苦出身，单纯靠明太祖一人，治得了天下吗？
所以他需要官员来协助他，共同完成治理天下的大业。
那么首先第一点，他得想办法提升官员的行政效率。
再加上明朝作为新生王朝，朝堂上不可避免会存在相当一部分元朝旧臣。
朝堂之外，同样存在大量元朝残余势力，要不哪来的八次北伐灭元之战。
也就相当于元朝残余势力，依旧还有卷土重来的资本。
那么请大家告诉我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明太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革故鼎新，在元朝制度的基础上，重新建立一套适合明朝的统治体系，尽快与民休息。
利用各种好处拉拢吗？
百废待兴的情况下，这些好处从哪来？民生怎么办？
官员养成收好处的习惯以后，以后的民生怎么办？
正如明朝思想家方孝孺曾说过的一句话，无法不足以治天下，而天下非法之能治也。
明太祖其实很清楚，他的重典治吏并不适合明朝，但是没办法，不这么做，明朝就没办法稳固。
只有先让明朝的社会秩序运转起来，然后再想办法让这些大臣从对法的畏惧，慢慢转变成信服。
天性仁慈友爱的皇太子朱标，以及性格同样仁慈的朱允炆，之所以能被明太祖看中，作为大统继承人，就跟这个相关。
即便是后面的朱棣，得以造就永乐盛世，也跟性格仁慈的明仁宗朱高炽，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当然，朱棣自身也是有这种思想的，就像他说的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，要不然也不可能在他常年外出征战的时候，留下朱高炽替他管理政务。
这可绝不单纯只是因为朱高炽的身体问题。
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，都想让天下长治久安。
包括汉武帝，虽然不是西汉的开朝皇帝，但汉武帝执政时期，同样存在一个酷吏当道的说法，汉书一共记载了15位酷吏，汉武帝时期独占11位。
但这些酷吏是恶吏吗？
不见得。
比如张汤、汉武帝时期位列三公，执法办案务求一网打尽，执法必严，根本不管这些犯官之前有没有什么成就，对民生有没有什么贡献。
可张汤蒙冤身亡以后，所有家产价值加一块，都不超过五百金，这些家产还全都是汉武帝赏的。
那么请大家告诉我，张汤到底是酷吏，还是廉吏。
回归我们现代，有温度的执法，是因为有人治，宁屈国法，而不忍以法病民，执法必严，这是因为法治有底线，而且不容侵犯。
然后才有了我们现代社会这良好的治安环境。
这也是我得出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应该对执法机构，报以质疑态度的主观点的理由。
如果像很多人说的，给法治以温度，把本该严谨的纯理性的法治赋予感性，那还要人治干什么？
有了温度的法治，还怎么维持司法公正？比如阿大无缘无故道路违章，就因为法治有温度，觉得阿大没有造成社会危害，也没有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，所以不予处罚。
那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，社会交通还有规则可言吗？
出现了交通事故，还怎么依法追究阿大责任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又该拿什么来保障？
谁的声音大谁有理吗？
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谁有理吗？
那么请问，弱势群体，该怎么占据道德的制高点？
以当下的舆论环境，可以轻松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弱势群体，大家怎么确定这个弱势群体，真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那个弱势群体？
如果不能保证切实有效的占据道德制高点，那我们作为普通人，社会阶层体系里面的单一弱势个体，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，去质疑因保护人民利益而诞生的法治。
又还有什么理由，去质疑严格遵守相关法治条例，执法必严的执法机构。
又还有什么理由，去质疑那些承担着生命危险，跑在一线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者。
甚至错误的站在法治的对立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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