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隆基登基后，在文化、科技与外交方面有哪些成就与举措？

　　李隆基，即唐玄宗，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，唐睿宗第三子，唐朝第六位皇帝，也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在位共45年。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，接着往下看吧。

　　710年，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“唐隆政变”，诛杀韦后集团。712年，李旦禅位于李隆基，李隆基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。在位前期，注意拨乱反正，任用姚崇、宋璟等贤相，励精图治，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世——开元盛世。在位后期逐渐怠慢朝政、宠信奸臣李林甫、杨国忠等;宠爱杨贵妃，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试图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，结果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，为唐朝由盛转衰埋下伏笔。天宝十五载(756年)太子李亨即位，尊其为太上皇。宝应元年(762年)病逝于长安神龙殿，终年78岁，葬于金粟山，名为泰陵。庙号玄宗，又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，清朝为避讳康熙帝之名玄烨，多称其为唐明皇，另有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。

　　主要成就

　　文化

　　抑制佛教

　　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，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，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，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。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，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，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，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。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。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，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。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，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。

　　在开元二年(714年)，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，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。然后，唐玄宗又下令，禁止再造新的寺庙，禁止铸造佛像，禁止传抄佛经。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，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

　　图书建设

　　在文化事业上，唐玄宗重视图书建设。开元三年(715年)，约请褚无量、马怀素等人，商讨史馆经籍之事，因内府是太宗、高宗时代遗留旧书，常令宫人管理，有所残缺，未加补辑，篇卷错乱，难于检阅，遂令褚无量、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。

　　开元七年(719年)唐玄宗又下令：“公卿士庶之家，所有异书，官借缮写。”马怀素、元行冲、吴兢、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，成《群书四部录》200卷。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，开元十年(722年)，在东宫“丽则殿”设立“丽正书院”，次年又创“集贤书院”，专供藏书、校书。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。总数达3060部，51852卷;另有道经、佛经2500余部。长安、洛阳各藏有四部书，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，排列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。史称“开元文集最备”，所藏达7万卷，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。

　　创建书院

　　书院是古代教育机构，最早由唐玄宗李隆基创立。袁枚《随园随笔》云：“书院之名，起于唐玄宗之时，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，为修书之地。”

　　据《唐两京城坊考》记载，唐玄宗开元五年(717年)，于东都改明堂为乾元殿，又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，因号乾元院。次年改为丽正修书院(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)，“书院”机构由此产生。

　　科技

　　开元五年(717年)，唐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，尤其精通天文历法，即征聘他到京师。为了备顾问，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，并多次去看望他，询问治国安民之道。

　　开元九年(721年)，唐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，以纠正旧历的失误。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，以确定黄道的进退。接着，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。在实际测量中，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。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。

　　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。开元十二年(724年)，唐玄宗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，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，证明了过去“王畿千里，影差一寸”学说的谬误。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“覆矩图”仪器，利用勾股图计算，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(约合今129.22公里)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。 [33] 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，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，在世界上也属首次。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，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(111.3公里)相近，方法也是科学的。

　　《大衍历》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。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，参考了历代历法，考其得失，于开元十五年(727年)写成了草稿。一行病逝后，由特进张说、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，翌年撰成上奏，开元十七年(729年)开始颁行新历。《大衍历》提出了比较正确的“定气”概念，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。自汉初《太初历》至唐高宗《麟德历》共有二十三家，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，但都不如《大衍历》精确，“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。后世虽有改作者，皆依仿而已” 。

　　外交

　　唐玄宗时期，国力强盛，中外交往异常频繁。高丽、新罗、百济(均在朝鲜半岛)、日本、林邑(今越南)、泥婆罗(今尼泊尔)、骠国(今缅甸)、赤土(今泰国)、真腊(今柬埔寨)、室利佛逝(今印尼苏门答腊)、诃陵(今印尼爪哇)、天竺(今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)、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、大食(今阿拉伯)、波斯(今伊朗)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。各国使节、贵族、商人、学者、艺术家、僧侣、旅游者，人数众多，不断来到唐朝。

　　唐朝的使臣、僧侣、商人，亦不绝于途。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，有70多个。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，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，设互市监、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。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广州、兰州、凉州、敦煌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。长安尤为著名，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，许多外商在“西市”经营店铺，长期居住，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，留居长安的“胡人”多达4000家—5000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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